之所以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有助于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作者：解志勇，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某种意义上讲，给付行政的覆盖范围决定了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保障程度，而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合程度，也会反过来对给付行政的实现效果产生影响。
中国式扶贫实践是发展与共享理念在给付行政领域的反映，推动了中国特色给付行政理论突破传统生存照顾的范畴，进入发展利益保障和共享利益保障的高层次和新阶段，为给付行政理论的进化提供了绝佳样本。新时代的给付行政需要建构在共享发展理念之上，追求实现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的大同局面。共享型给付旨在共享的发展成果，并不限于物质发展成果，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的发展成果。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之上，中国扶贫给付强调社会事业发展与公民权益保障的同步和互动，试图通过将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融合为一体，最终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结 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故而，我国共享发展成果下的给付行政实践，将以共享和均衡为目标，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动态调整共享分配机制，避免平均分配与两极分化。在共享发展成果时，公民的受益水平不是绝对的，受益的平等性只是相对于其他公民而言的。[1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可见发展论是要驳斥这种对立观，并主张《决定》是没有超越《宪法》的，从而维护《决定》的正确性、正当性。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心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虽然在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颁布了文革结束之后的新宪法，但国家发展战略的许多底层逻辑尚不清晰。在当时举国上下已知即将重修宪法之际，他们明确期待这次修改中，若能把纲领性与规范性的比重继续做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更好一些，并且指出宪法规范应当明确，尽量采用明确的法律语言，少用政治术语和文学辞汇。
[44]在九三修宪以前的观念中，宪法典与修正案在形式上被明确区分，宪法典仅指 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公布的文本，因此那个年代在称呼现行宪法时还会很严谨地说宪法包括两条修正案。八二宪法的改革属性就是由这样的制定背景决定的。
但上文引述的解释论观点并非有权解释或法定解释，也不是关于应当释宪的呼吁或论证，其最大的特点是，基于对宪法的某种理解而获得宪法与其他规范之间的一致性认知，本质上是贡献一种观念，而并不对宪法实务上该如何应对提出具体主张。[33]在稍早时期，董瑶舆教授曾对宪法变迁作了前所未见的细致介绍，定义为不变更宪法正文，实际上宪法条款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并且以之与宪法修改相对照，基本上接近于学界现阶段对于狭义宪法变迁的理解。[5]周方：《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现行宪法的稳定性》，载《法学评论》1986年第2期，第9页。[5]蔡定剑教授在《决定》发布之后撰写长文讨论法制与改革的关系，认为法制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并且特别说到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任务，充分体现了改革的精神。
改革宪法毋宁要更多保持灵活，要对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自发实践以及官方追认与鼓励保持敏感、宽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改革早期的制度发展过程反映了极为明显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征，由此生发出来的理论争鸣与沉淀也体现了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和自主的创新能力。中国的1982 年宪法就是如此。就具体条文而言，他或者主张《决定》对宪法规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了，或者说极大丰富，而不是与宪法矛盾。
[8]这句话反映出改革方案是随着实践逐渐凝结出来的，并不是早有定案。（一）内核的变迁理论1.无形修改论最早明确指出《决定》与宪法并不一致的法学研究者是张卫华，他于1986年以笔名卫夏在《法学评论》发表文章，认为《决定》之中关于计划经济概念的新解释，修改了《宪法》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
在有些国家，这种张力体现在议会立法与成文宪法之间，如美国的医疗保障法或平权法。相关观点摘要原登载于1988年3月8日的《人民日报》。
[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到1984年《决定》公布之时，八二宪法已经就位接近两年了。[4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45页。[53]从八二宪法的历史中可以获得一个教益，那就是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否则绝无可能摆脱坐井观天的无意识困境。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要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今天，全社会已经建立起很强的宪法观念，我们也认为现行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情况最好的一部宪法，这与其总体稳定的品格有很大关系。
彭真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就宪法修改草案进行报告时指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还要全面、深入地进行下去。第三个层次是，更深刻地追问宪法修改频繁的原因，包括宪法本该规定什么。
最后，郭老实际上提出了暂不处置或允许试验的一个形式条件，那就是经一定许可程序在一定地区与期限内，这是《决定》所引发的变迁不同于域外宪法变迁的一个要点，即形式上的正当性是具备的，只不过是修宪程序以外的另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形式而已。尽管他也没有标签自己为解释论，但从其论证上倾向于从条文或语句跃升至原则方向乃至精神来看，或可类比于此后年代更为常见的某种版本的原意解释或目的解释，因此不妨称为解释论，以资研讨。
还必须注意的是，在广义的宪法变迁学说或称宪法变动学说之中，宪法解释作为一种改变宪法原文的方式占有一席之地，不论早期零星的域外宪法学引介，还是国内学者对《宪法》第67条释宪制度的强调，都是如此。然而八二宪法实施至今，五次部分修改的经验未必证明了修宪是可预期的。
[27]张卫华：《再论宪法的无形修改——兼答倪正茂同志》，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4期，第8页。要知道，当年几乎所有论者都把解除违宪嫌疑的出路寄托于下一次修宪。宪法实施的加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8]进一步考察解释论，还可以发现作为其基础的宪法观——总体上对于宪法的属性与功能的看法——也有值得注意之处，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同样是充分赞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必然性，却采取了与其他理论不同的分析路径，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二）在改革中走出中国的宪法道路从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开始，中间伴随着宪法变迁的实践与讨论，直至1993年最终确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贯穿其间的主线就是捍卫改革。那时他就主张，面对不断变动的改革开放形势，不要存一次立法即可为国家奠万年基业的想法。
[20]我们知道，第1条修正案是为了在《宪法》第11条已经承认个体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再加入私营经济条款，赋予其合法性。我们不妨将这个条文与《决定》中相关表述稍做对比：根据八二宪法第15条第1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决定》第四部分则对计划体制作出这样的定义——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董老师没有立足国内宪法实践而作论述，仅限于域外知识的引入。
张文再三强调，无形修改与有法不依，与以言代法、以权废法毫不相干，其存在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如同泛滥的洪水。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修改现行宪法，幅度明显超出前一次，一共通过了11条修正案。[17]《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从法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九三修宪是及时的，也是必需的，它使法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彼此深刻绑定，既为市场经济的持续建设、完善提供了根本法层面的保障，也为宪法自身汲取了更大的正当性与权威性。
宪法学前辈蒋碧昆教授很同意《决定》的重要意义，承认其对于新宪法的某些规定有所发展，并指出需要改变宪法规定条款上的某些特定的传统概念，以适应改革的需要。 摘要: 八二宪法的颁布处于国家启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中，但到1993年宪法修改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则经历了从制度探索到宪法变迁的过程。
蒋碧昆、许来武两位学者在表示充分赞同之外，也批评当时的理论界自我设限的风气。第一层，宪法为改革留出了通道。
[7]邓小平在当年会见访华的日本友好人士时，就此作出过精辟的概括：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反过来讲，规范变迁的概念之成立或有用，也在于宪法修改受制于多种因素，往往难以预期。
发布评论